本报记者 王琰
有一种宿命叫失望
时间：3月7日18时
地点：名典咖啡厅(丰镐店)
讲述：邺椋(化名)
性别：男
年龄：36岁
学历：本科
职业：软件工程师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遇到自己今生最爱的人，但遇到了也未必就是一件幸运的事。当我在6年前，认识易桑(化名)的时候，绝对不理解自己在今天讲的这句话。
我从西电毕业后，经过几年磨练，离开公司开始独立承揽软件设计工程。哪儿有工程就在哪儿住几个月，惟一固定的生活方式是上网。
2000年起，我把大量业余时间投入一款Q版网游。对于年近三十的我来说，玩Q版游戏的确过于幼稚，但我通过这种放松得到的快乐，也是那些低龄玩家无法体会的。
当我在网游中结识易桑时，突然发现游戏还有另一种玩法，她是个旅行家，甚至踏上过GM都不曾去过的天涯海角。我想她会是个好旅伴，可能人生中也是。
在某一天的闲聊中得知她现实里已经结了婚时，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也许是怅然若失，我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了现实中的她。压抑的感觉不断累积，我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夜晚问她：“你不打算离婚吗?”因为我知道她一直遗憾这辈子没收到过一封情书，我觉得她一定没有找到真正适合她的人，而那个人应该是我。她以沉默回应我，之后就是几天的杳无音信。当我再次在萨村看到她时，她说：“会的。”
从那天开始我就在等，虽然我明白自己的期待很不道德，2002年元旦，我坚持12点时跟她通电话，告诉她我爱她，我很清楚她丈夫就在旁边。5月，她离婚了，我手头的工程也刚结束，于是立即去北京找她。
就在她鲜活地站在我面前的那一瞬，我这一生的悲剧就降临了。她比我想象中更有气质、更可爱，也更盛气凌人。我总怕自己表现不够好，几乎有了战战兢兢的感觉。最糟糕的是，这种紧张会反过来影响我在她面前的表现，我竟然开始口吃了!
看得出来，她对我不满意，越来越没耐心。一个月之后，她把我送她的一套紫水晶首饰丢给我，说北京不适合我，让我走。“你最多能说你不适合我，凭什么说北京不适合我?”说完，我拉开门，很响地把那套首饰扔进了垃圾通道。可我还是照她说的，离开了北京。
此后她真的再不跟我联系，我很极端地盗了她的QQ和邮箱。以她的聪明，立刻就猜到是我，给我打了电话。她说，做陌生人就好，何苦走到这一步?我听了这话忽然感到自己的做法很滑稽。我还了她的QQ和邮箱，把她归入必须被遗忘的档案。
2004年起，我定居西安。去年我结了婚，不能说我不爱自己的妻子，但她永远都不会是那个让我紧张的人。
有一种意外叫惊喜
时间：3月10日10时
地点：西岸咖啡厅
讲述：伍格(化名)
性别：男
年龄：34岁
学历：大专
职业：管理人员
网络是个很神的东西，没有它我不可能认识与我相距上千公里的樱渡(化名)。樱渡住在广东江门，是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
说来有些惭愧，一起玩网游时，她是家族的族长，而我是长老。由于我们的家族很强大，樱渡很自然地成了全服务器一位仰视方能得见的传奇人物。我当时真的不敢想会与她发生什么。
2002年她来到西安，我接待她时有点惶恐。交谈中才知道，她竟然是逃婚出来的。她的父亲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对方年过四十，头发剩下不到一半。她一见面就坚决反对，可她的父母根本不理会她的感受，因为那是一个经济状况比他们家还要好的港商，他们相信女儿嫁过去生活会更幸福，她只得逃婚。
我真的应该感谢那位港商，是他把樱渡逼出了家门;我更应该感谢互联网，是它把樱渡送到了我的身边。“我将尽己所能给你一切/我将以我双手为你造梦”，就是我当时的内心写照。我帮她找了份适合她的工作，帮她租到舒适的房子，带她去吃小吃……能想到的我都做了。水到渠成，我们开始商量结婚。这时出现一件麻烦事：樱渡离家时很匆忙，没有带证件，无法登记结婚;而她回家的话，又很可能被扣住再也出不来。
我们结婚时樱渡出示的身份证，是她偷偷回了一趟江门从家里“偷”出来的。这事现在提起算是个笑话，当时我们俩都很凄凉。
直到我们有了孩子，樱渡才敢带我去见她的父母。看在孩子的份儿上，岳父岳母没有对我大发雷霆;而且我的经济状况也还算让他们满意，他们才接纳了我这个女婿。
现在孩子放在江门，外婆已经离不开他了。
有一种障碍叫距离
时间：3月14日17时
地点：三秦都市报社
讲述：洛耳(化名)
性别：男
年龄：24岁
学历：大专
职业：个体经营者
尽管我学的是工科，但对文字很敏感，也很喜欢跟有文学细胞的人交朋友。
维丹(化名)是我5年前认识的一个网络写手。可以说她很有才华，也很有思想，但不够勤奋，或者干脆说很懒。长篇的文章她从来写不完，任凭之前怎样对朋友和她自己许诺。后来她坚持不再放连载，不写完就索性烂在硬盘里，很多好文章就这样未见天日便被扼杀了。
我们相识那年我19岁，还在重庆上大学，整天想着如何经营好自己那家网吧，以及瞬姐跟我要的新游戏介绍几时才能写好，几年时间就在无知无觉中这么被浪费了。直至我有一天看到她写的那篇以几种人类社会制度来划分网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并解释其中的人际关系变迁的文章时，我才发现她是个跟我观点极为接近的天才。
惺惺相惜的感情，在她听说我离了婚那天再度被打破，她对我根本不作安慰，而是说了句：“这下我们就更有共同语言了!”维丹离过婚是圈子里的人都知道的事，因为她从不讳言自己的婚史。她那句话，让我感觉两个人真的忽然就近了，而没有丝毫的不悦。
在我们相识4年之后，我第一次提出要去武汉看她，为的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我的确需要见到她，因为我迫切地希望现实中的她令我失望，这段感情我今后也就不必再惦记了。至于我这些混乱矛盾的想法源自哪里，就是我们的年龄差异：维丹比我大7岁，母亲一定不会同意我娶她，可是我真的这样想了。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见面让我对她失望。
2006年夏天，我去了武汉。失望，我没有盼到，反倒更急切地想和她一起生活。回到家，我马上跟父母商议自己的婚事，我说我要娶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母亲问：“大两三岁?”我以沉默否定她的猜测，母亲沉吟片刻缓缓地说：“女人老得很快的……”之后便再不跟我提这事。
其实不同意这桩婚事的人不止我母亲一个，维丹的父母也同样反对。他们俩分别是武大和华工的教授，在二十一世纪，他们依旧以“士、农、工、商”的划分方式评定人。无疑，我在他们眼中是这社会上最下层的人。
维丹和我都在努力说服自己的家人，我们不想没有祝福地结婚。我很清楚维丹不能等太久，年龄对于女人来讲很可怕;我也不能等太久，她对我来说正愈来愈明显地成为生活必需。
